美国著名经济学家、管理学家迈克尔·波特认为，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发展，将经历要素驱动、投资驱动、创新驱动和财富驱动四个阶段。发展中国家在经济起飞阶段，通常依靠廉价的劳动力、土地等要素资源和大规模的投资建设，能够迅速地实现经济的快速增长，从低收入国家迈入中等收入国家。但一个经济体在进入中等收入的发展阶段后，随着农村富余劳动力的减少，人口红利的消失，刘易斯拐点（即劳动力由过剩转向短缺）的到来，单纯依靠要素投入已经难以维持经济的持续增长，如果不能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也就是出现经济转型升级的拐点，那么经济增长放缓乃至失速就难以避免。根据摩根斯坦利的研究，在40个人均收入超过7000美元（以购买力平价PPP计算）的经济体中，在经历经济高速增长的10余年后，有31个出现经济增速下滑的拐点，经济增速平均下降2.8个百分点。

　　将转型升级拐点放诸人类经济史的长河中，从工业革命到第二次工业革命，呈现出一部波澜壮阔的史诗画卷。而放诸近前的时间和空间，则以亚洲四小龙的转型升级拐点最为值得研究。亚洲四小龙和拉美主要国家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都相继突破了“贫困陷阱”，但从80年代之后，拉美国家经济增速显著下滑，人均GDP一直保持在美国的20%-30%这一水平上，长期滞留在“中等收入陷阱”。而亚洲四小龙则在80年代后纷纷实现经济转型的向上拐点，成功进入高收入经济体。中国香港是亚洲四小龙中最早突破“中等收入陷阱”的经济体，香港人均GDP在1977年突破3000美元（3429美元），达到中等收入水平，此后又仅用了11年时间就跨越了“中等收入陷阱”，1988年突破10000美元（10610美元），成为高收入经济体。新加坡从1978年的3187美元增长至1989年的10384美元，也用了11年时间。中国台湾从1985年的3045美元增长至1993年的10244美元，韩国从1987年的3368美元增长至1995年的11468美元，都用了8年时间。台湾和韩国突破“中等收入陷阱”的时间晚于香港和新加坡，但速度快于香港和新加坡。东莞的人均GDP在2004年突破3000美元（3329美元），到2012年人均GDP初步测算为9571美元。不出意外的话，东莞2013年的人均GDP将突破10000美元，那么东莞突破“中等收入陷阱”所用时间预计将是9年，与亚洲四小龙所用时间大体相当。

　　在亚洲四小龙中，香港和新加坡依靠独特的地理区位优势，通过贸易、金融和旅游就可维持经济增长，其他区位优势不明显的地区不易效仿；台湾则在1998年的金融危机之后就一蹶不振，经济增长乏力，与其他发达经济体的差距趋于拉大。韩国是最主要依靠技术进步实现经济转型的经济体，因此，对于主要依靠制造业实现经济起飞的地区来说，韩国在亚洲四小龙中最有学习价值。

　　韩国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也是通过发展出口导向型经济实现经济起飞，创造了“汉江奇迹”。但在20世纪70年代末，随着“石油危机”的爆发，韩国的劳动密集型出口产业同样陷入需求萎缩、增长乏力的困境。韩国GDP增速从1978年的9.3%下降至1979年的6.78%，1980年甚至出现负增长（-1.49%），韩国经济面临严重衰退的不利局面。此后，韩国政府开始大力实施经济转型政策，发展战略从“贸易立国”转向“科技立国”，通过加快发展知识密集型产业，从而为经济增长注入新的动力，顺利实现经济转型升级的向上拐点。韩国经济转型的成功对后来者提供了诸多有益经验。

　　首先是持之以恒、不断增加的科研投入。从20世纪80年代韩国确立“科技立国”的发展战略以后，韩国就不断加大研发投入，R&D（即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支出占GDP比重从80年代初的约1%，提升到1989年的1.89%，并在1992年突破2%，在2006年突破3%。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数据，2008年韩国R&D经费支出占GDP比重为3.36%，仅次于以色列（4.66%）、芬兰（3.72%）、瑞典（3.69%）、日本（3.44%），位居世界第5。东莞近几年通过实施“科技东莞”工程，科研投入力度不断加大，但到2011年，R&D经费支出占GDP比重也只有1.51%。不仅与日本、韩国等先进国家相距甚远，也低于世界2.14%（2008年）的平均水平。研究表明，企业R&D经费支出占主营业务收入比重至少要在2%以上，企业才能维持一定的技术竞争力。同样，对一个经济体而言，R&D经费支出占GDP比重也至少要在2%以上，才能保持一定的自主创新能力，要在3%以上，才能主要依靠科技创新驱动经济增长。东莞的经济增长方式要想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还需进一步加大科研投入力度，才能适应转型升级和高水平崛起的发展要求。

　　其次是坚持通过自主研发促进技术进步。一个经济体技术进步的途径通常有三条：一是自主研发，二是技术引进和购买，三是外资企业的技术溢出。与中国注重引进外资不同的是，韩国对FDI一直采取一定的限制措施，韩国认为FDI的技术溢出效应不明显，反而可能对本土企业的发展起到一定的空间挤压和技术抑制作用。从韩国现代和大宇两大汽车公司的不同命运就可说明这点。在20世纪80年代，现代与美国福特、大宇与美国通用都曾考虑过合作事宜，但现代汽车认为美国福特的合作要求过于苛刻，因此拒绝与福特合作而选择自主研发，而大宇汽车则选择与美国通用合作。之后的发展证明，通用给予大宇的技术一直是较为落后的低端技术，导致大宇汽车的技术水平不能得到有效提升，由于缺乏核心竞争力，在199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打击下，大宇汽车迅速宣告破产（2000年），而现代汽车坚持通过自主研发最终成为享誉世界的知名品牌。中国汽车产业20几年来“以市场换技术”发展战略的基本失败，也说明FDI的技术溢出效应并不理想。著名经济学家青木昌彦的研究也表明，跨国公司转移到发展中国家的加工制造环节，大多属于模块化的零部件生产和组装环节，核心技术和关键零部件生产掌握在跨国公司及高端供应商手里。在这种模块化分工模式下，各环节之间的技术溢出和知识交流并不多，加工贸易企业只能在子模块内部进行一定的工艺创新以提高生产效率和降低成本，由于上下游环节的技术交流较少，也没有接触营销终端市场，加工贸易企业若想开展延伸创新，向“微笑曲线”两端（研发和营销）攀升，将会面临巨大困难，很容易陷入“模块化陷阱”而难以实现技术升级。在东莞，由于员工的流动性极强，加工贸易企业很少对员工进行长期培训，人力资本积累不足导致学习能力缺乏，即使外资企业有技术溢出效应也难以有效获取。因此，东莞一方面需要通过继续实施“科技东莞”工程和一系列的优惠政策，以引导企业加大自主研发力度；另一方面，通过资本品进口和技术购买的方式，也是实现技术进步的一条捷径。

　　此外，韩国坚持实施“机械零件和材料国产化”战略也很值得我们学习。韩国在1987年开始实施“机械零件和材料国产化”第一个五年计划，明确提出了包括汽车、造船、电子等产业的机械国产化产品目录，共4542种，并制定了相应的国产化扶持政策。在1992年开始实施的“机械零件和材料国产化”第二个五年计划中，要求韩国企业进一步提高影响制造业竞争能力的机械零部件及材料的国产化程度，明确提出必须限期实现国产化的4000种机械产品，并制定了相应的金融、税收扶持政策。对于企业研发所使用的试验设备，若是韩国国产设备，也可获得更多的优惠政策。而我国对于企业使用国产零部件并没有特别的优惠措施。比如根据现行的加工贸易政策，无论是来料加工还是进料加工中使用的进口料件，均无需缴纳增值税，而对国产料件的使用则不同，对来料加工生产中国内采购料件部分不实行出口退税，进料加工生产中国内采购料件部分实行先征后退。由于对采用国产料件缺乏足够的激励措施，东莞的加工贸易国内配套率一直偏低，根据测算2011年只有32.44%。因此，有必要学习韩国的“机械零件和材料国产化”战略，通过采取机械零件和中间产品的本土化战略，有效带动本土关联产业，如原材料工业、机械装备制造业等基础产业的发展，加快本土机械零部件的技术进步，延伸国内产业价值链条，增强产业集聚，从而推进产业升级和技术进步。